年12月2日晚，黑暗侵袭，美国联合合碳化物公司在博帕尔的工厂发生泄漏，毒气四处弥漫，笼罩着附近的社区，导致约2.5到5万人死亡。事发七天后，我走在被死亡气息笼罩的街巷——当时谣传又发生了一起毒气泄漏事件，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关门上锁，逃离了这个地方——街上没有一盏灯，一片漆黑。事发三十年之后，印度中央邦的首府仍然被黑暗笼罩着，因为几千名幸存者失去了视力，也丧失了劳动能力，但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少得可怜的补偿金，甚至有的人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遗留在废弃工厂里的毒气仍在不断地渗入土壤和地表水中，不断地有居民死亡。这里的一切暗淡无光，被人们所遗忘。
这起世界上性质最恶劣的工业灾难频繁见诸报端，被写进书里或被植入电影中。灾难发生之后，印度加强了环境保护法。国内也围绕企业责任和民事侵权法的缺失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许多受害者也在好事律师的怂恿下在美国和印度的法庭对相关责任方提起诉讼。但直到今天，这一切都不足以平复受害者的伤痛，让他们走出悲伤。他们的生活仍在无休止的看病、治病、吃药中度过——并且还要自付大笔的治疗费用。大多数人几乎一贫如洗了，但他们还得想办法去弄钱。
异氰酸甲酯气体侵入她家的那个夜晚，穆塔兹年仅25岁——异氰酸甲酯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生产杀虫剂西维因过程中的一种中间产物。穆塔兹家当时既务农又经商，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家里共有五个女儿。如今，她回忆起这些年的境遇时说：“我根本不知道家里的80英亩农田是怎么没有的。为了治病，家里不得不将地一块一块地卖掉。我父亲因事故失明了，再也无法劳作。农田卖光之后我们就开始卖首饰。事发二十多年之后，我家一共获得了19万卢比（约合3066美元）的补偿金。那年我带父亲去钦奈的眼科医院看病，眼睛没有治好，但却花了20万卢比（约合3227美元）。我们白天不敢出门，因为受事故的影响，我们的眼睛会忍不住流泪。”
穆塔兹现在仍然住在贝勒西亚路。当地政府用毒气泄漏受害者的抚恤经费在这里安装了钠汽灯，如今这里到了晚上也灯火通明了。附近废弃工厂的骨架仍然突兀地竖立在那里，不远处的一块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寡妇区”。
除了路灯之外，中央邦政府为受害者新建了两家医院和15个日托中心。大多数时候，那些日托中心以及几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帮扶机构还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幸存者来说，在日托中心做缝纫工的活儿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医院里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
事发之后，联合碳化物公司负责人从一开始就以专利权和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异氰酸甲酯的毒性信息。过去三十年里，医生一直用眼药水和止咳糖浆来缓解幸存者的病症，但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曾经有一位德国医生带着好几箱大苏打来到博帕尔——大苏打是已知的氰化物中毒解药——但最终这位医生却被驱逐出境。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 ）停止了对异氰酸甲酯毒性效果的调查，并宣布所有研究结果全部保密。
政府打着维护受害者权利的旗号在法庭上指定自己为受害者代表，却最终与联合碳化物公司达成了总赔偿金额4.7亿美元的庭外和解。将总赔偿金分摊到受害者人头上，我们会发现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中一名受害者健康生命的价值还不如埃克森·瓦尔迪兹油轮泄漏事故中死掉的一只海豹，更不用比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中英国石油高达260亿美元的补偿金了。事发后联合碳化物公司被陶氏化学收购，而后者拒绝承担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法律责任。
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印度子公司的负责人被控过失杀人罪。26年后，法庭将罪名减轻为过失致人死亡，最终判决七名负责人入狱两年。受害者说，如果按照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员数量计算，相当于这些直接责任人杀死一个受害者仅需坐33分钟牢——可悲的是，这样残酷的计算结果最多成为责任人在狱中消磨时间的谈资而已。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负责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所以到目前他们还没有进监狱。案件审理目前仍在进行中。
司法流程中另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在于没有人清理工厂的废墟，去转移仍然存放在那里的有毒化学品。官方的理由是这些东西要作为证据保留。但实际上，装化学品的桶已经生锈，有毒化学品正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造成更多家境贫穷而无法搬家的受害者残疾、失明甚至死亡。一群男孩儿在一片已被确认毒性很高的土地上踢足球。当有人告诉他们不应该在那里踢球时，他们反问道：“那我们该去哪儿呢？”
如果没有志愿者的热情帮助，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受害者的命运可能比现在还要凄惨。这些为数不多的热心人士放弃自己正常的生活，致力于改善受害者的生存状况——尽管他们不断地受到当地警察的毒打，甚至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关进监狱。
但除了他们以及受害者本人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关注这里。印度现有的12.5亿人口中，有一半是在毒气泄漏事件发生之后出生的——每次调查都会发现，连博帕尔当地3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印度其他地区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人都只关心自己过的怎样，所有人都希望忘记从前发生的事情。但正如一位曾经编书纪念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25周年的记者最近说的：“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那么灾难很可能会重演。”
这起世界上性质最恶劣的工业灾难频繁见诸报端，被写进书里或被植入电影中。灾难发生之后，印度加强了环境保护法。国内也围绕企业责任和民事侵权法的缺失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许多受害者也在好事律师的怂恿下在美国和印度的法庭对相关责任方提起诉讼。但直到今天，这一切都不足以平复受害者的伤痛，让他们走出悲伤。他们的生活仍在无休止的看病、治病、吃药中度过——并且还要自付大笔的治疗费用。大多数人几乎一贫如洗了，但他们还得想办法去弄钱。
异氰酸甲酯气体侵入她家的那个夜晚，穆塔兹年仅25岁——异氰酸甲酯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生产杀虫剂西维因过程中的一种中间产物。穆塔兹家当时既务农又经商，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家里共有五个女儿。如今，她回忆起这些年的境遇时说：“我根本不知道家里的80英亩农田是怎么没有的。为了治病，家里不得不将地一块一块地卖掉。我父亲因事故失明了，再也无法劳作。农田卖光之后我们就开始卖首饰。事发二十多年之后，我家一共获得了19万卢比（约合3066美元）的补偿金。那年我带父亲去钦奈的眼科医院看病，眼睛没有治好，但却花了20万卢比（约合3227美元）。我们白天不敢出门，因为受事故的影响，我们的眼睛会忍不住流泪。”
穆塔兹现在仍然住在贝勒西亚路。当地政府用毒气泄漏受害者的抚恤经费在这里安装了钠汽灯，如今这里到了晚上也灯火通明了。附近废弃工厂的骨架仍然突兀地竖立在那里，不远处的一块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寡妇区”。
除了路灯之外，中央邦政府为受害者新建了两家医院和15个日托中心。大多数时候，那些日托中心以及几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帮扶机构还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幸存者来说，在日托中心做缝纫工的活儿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医院里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
事发之后，联合碳化物公司负责人从一开始就以专利权和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异氰酸甲酯的毒性信息。过去三十年里，医生一直用眼药水和止咳糖浆来缓解幸存者的病症，但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曾经有一位德国医生带着好几箱大苏打来到博帕尔——大苏打是已知的氰化物中毒解药——但最终这位医生却被驱逐出境。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 ）停止了对异氰酸甲酯毒性效果的调查，并宣布所有研究结果全部保密。
政府打着维护受害者权利的旗号在法庭上指定自己为受害者代表，却最终与联合碳化物公司达成了总赔偿金额4.7亿美元的庭外和解。将总赔偿金分摊到受害者人头上，我们会发现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中一名受害者健康生命的价值还不如埃克森·瓦尔迪兹油轮泄漏事故中死掉的一只海豹，更不用比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中英国石油高达260亿美元的补偿金了。事发后联合碳化物公司被陶氏化学收购，而后者拒绝承担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法律责任。
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印度子公司的负责人被控过失杀人罪。26年后，法庭将罪名减轻为过失致人死亡，最终判决七名负责人入狱两年。受害者说，如果按照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员数量计算，相当于这些直接责任人杀死一个受害者仅需坐33分钟牢——可悲的是，这样残酷的计算结果最多成为责任人在狱中消磨时间的谈资而已。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负责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所以到目前他们还没有进监狱。案件审理目前仍在进行中。
司法流程中另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在于没有人清理工厂的废墟，去转移仍然存放在那里的有毒化学品。官方的理由是这些东西要作为证据保留。但实际上，装化学品的桶已经生锈，有毒化学品正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造成更多家境贫穷而无法搬家的受害者残疾、失明甚至死亡。一群男孩儿在一片已被确认毒性很高的土地上踢足球。当有人告诉他们不应该在那里踢球时，他们反问道：“那我们该去哪儿呢？”
如果没有志愿者的热情帮助，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受害者的命运可能比现在还要凄惨。这些为数不多的热心人士放弃自己正常的生活，致力于改善受害者的生存状况——尽管他们不断地受到当地警察的毒打，甚至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关进监狱。
但除了他们以及受害者本人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关注这里。印度现有的12.5亿人口中，有一半是在毒气泄漏事件发生之后出生的——每次调查都会发现，连博帕尔当地3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印度其他地区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人都只关心自己过的怎样，所有人都希望忘记从前发生的事情。但正如一位曾经编书纪念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25周年的记者最近说的：“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那么灾难很可能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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